中国设计教育，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专访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王受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徐蓓 日期：2021-01-08
■本报记者 徐蓓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设计教育大国——我国目前的3000多所大学中，有1980所设有设计艺术专业，每年招收的设计艺术类学生超过50万人。

然而，要从设计教育大国成为设计教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顺应未来的发展，中国的设计教育应该怎样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记者专访了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王受之先生。

设计是一种文化，一种承上启下的文脉

在中国，学设计的学生没有不知道王受之的。

20世纪90年代，王受之先生的《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界现代设计史》《世界平面设计史》等著作成为国内大学设计专业的主要参考教材。他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祖籍广东的王受之先生看起来非常精干，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故事感十足。

2019年9月，在美国和中国广东教了大半辈子书的王受之，在73岁的年纪只身来到上海，参与筹建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的专业学科。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在70多岁的时候决定来上海筹建一所新型设计学院的专业学科？

王受之：这个故事说起来挺长的。我得回顾一下自己走上现代设计研究这条道路的经历才能说清楚。

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到广州美术学院创建了工业设计研究室。那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国内和西方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消费产品。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主修美国史。因为对设计非常感兴趣，所以从1982年开始对设计理论进行研究。

最早从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一批学者，大多从国外带回了最新的设计理念和知识。比如，清华大学的柳冠中先生，他1981年被公派到德国斯图加特设计学院学习工业设计。还有江南大学的张福昌先生，他是去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学习工业设计的。而我当时主要是通过书和资料来了解国外设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可能是因为学历史的关系，研究设计史我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才30几岁就在国内出名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成了“学术网红”。

解放周末：当时的“学术网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王受之：到处去讲学，从甘肃讲到东北，从北京讲到上海。记得1983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讲课，是在南京路上的上海广告美术公司。上海当时还没有美术学院，上海广告美术公司是专业做设计的，所以他们请我去讲现代设计史。当时的讲课现场真是人头攒动。

我的第一本书《世界工业设计史》也是在上海出版的。我记得，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当时国内最好的美术出版社之一。

解放周末：您对上海的路名还记得这么清楚。

王受之：是的，我对上海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和成熟。这就是为什么兜兜转转几十年，我又来到上海工作的原因。

在国内学术界出名后，随着对设计理论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有很多不足。1984年，我来到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讲学。在香港，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物质世界，可以说是眼界大开。

从1987年到2011年，我一直在美国教书。当初为什么出国？因为我想有更开阔的眼界。

2011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因为我是终身教授，当然还可以继续在那里教书。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继续教书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而回到国内教书，则是雪中送炭。为什么这样说？现在也有很多有留学背景的老师回到国内任职，但他们都是教设计的，几乎没有人教设计史。设计史这门课，对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的设计可能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操作。而设计其实应该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文脉。此外，我在美国从事设计教育这么多年，我也很愿意把那些经验带回国内。

从2012年到2018年，我出任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后来，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正好要创建专业学科，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我们一拍即合。2019年9月，我正式来到上海工作。

艺术设计作为创意文化，需要不同的人才

王受之是那种天生属于讲台的人。

1987年，他第一次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当访问学者，同时兼授一些设计课程。

后来，他转到美国设计教育的权威学府——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Pasadena）教书。他连续13年被选为最受欢迎的理论专业教授。1997年，王受之成为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终身教授。

教书之余，他经常开车到美国的其他大学去听课。去过的学校、听过的课越多，王受之越能深度观察美国的设计教育，也越发了解美国设计教育的特色所在。

解放周末：您认为美国设计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受之：最大的特点是差异化显著，每个设计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学生也各有特色。而艺术设计作为一种创意文化，需要不同的人才，从而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

美国的艺术学院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大学里开设的艺术设计系或者学院，是属于大学的一部分；另一类则是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这类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又分两种，一种是营利性的，一种是非营利性的。当时在全美国，独立的非营利性的艺术与设计学院一共有26所。现在可能多几所，但是数量依然很少。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经常去各个学校听课，了解什么样的才是美国最好的设计学校。如果你想研究艺术史，那么哈佛大学的艺术系无疑是最好的，它是研究艺术史最专业的地方。如果你想学习设计，那么应该选择去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在20世纪，美国有两家独立的设计学院最著名，一家是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Providence)，另一家就是我任教的位于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我当时比较了一下，罗德岛设计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综合性学校，专业包括产品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而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特点是实用性特别强，产品设计突出，它有交通运输工具系，主要从事汽车、飞机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设计，还有电影系、插画系。这些专业都更符合我的喜好，课程内容更前卫，所以我选择了到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去教书。

解放周末：设计学院如何做到与众不同？

王受之：学校会根据市场需求发展出一套因地制宜的教学体系。在美国，设计学院并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办学的自由度很高。以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为例，这所学校当时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只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或者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而从这所学院毕业的学生，也还是大学本科学位，这就等于获得了双学位。所以，我教的学生不仅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原来学什么专业的都有，有学生物的，有学化学的，也有学物理的，甚至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是哲学博士。总的来说，这些学生都有非常好的人文和科学基础，学习起来进步很快。

这所学校面向全世界招生，当时的录取率很低，在20%左右。并且，采取淘汰制，第一年结束后，会筛掉一半不合格的学生，剩下的都是很有潜力的学生。

从本质上说，这所设计学院更像一所高级职业学校，它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技巧、创意和实战经验。每年，这所学校的很多毕业生直接进入大企业工作，比如迪士尼、苹果、各大汽车公司和电影制片厂等。

解放周末：学校如何保证它的教育质量呢？

王受之：质量控制是多元化的。当时学校采取学生给老师打分的方法，来决定是否和老师继续签约。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会给每个老师打分，然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得出一个平均分。如果老师的得分低于4.0，学校将不再和这个老师签订合同。这所设计学院是靠这样的制度，把好的老师留下来。

此外，在学校层面，也有一个评级制。在美国，独立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和那些综合大学的艺术设计系或学院组成了一个叫作“美国全国艺术与设计学校委员会”的学术联盟。通过互相评审打分的形式，每4年公布一次每所学校的得分情况。得分低的学校，自然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去报考。他们以这种方式保证了学校的教育质量。

我觉得，美国学校的做法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制度和背景很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这应该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他们往往技巧很好 但缺少脑洞大开的想法

1946年，王受之出生于广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他的祖父王仁宇于清朝末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曾任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父亲是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院的音乐老师，母亲在中山图书馆工作，舅舅周令钊是设计国徽的艺术设计大师。

从美国回国后，王受之不断尝试新的教育模式，奔波于各地讲学。他总是被一个念头缠绕着：什么时候中国的设计才能追上国外？

他说：“我要努力把路铺好，让学生走得正一点。”

解放周末：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人的设计创意似乎比不过国外。近年来，这种状况是不是有所改观？

王受之：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的设计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比如，中国的汽车设计很流畅，细节上做得很好，和国外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创意方面，尤其是信息文化产品的设计上，中国人的设计创意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说到创意上的差距，我认为这恐怕不仅仅是设计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次的教育问题。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教孩子背诵《三字经》、唐诗等等。记得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手要放在背后，人要坐得笔直，非常严格。中国文化比较注重规矩。而且，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老师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老师怎么讲，学生都得认真听着。

但事实上，这种传统观念在另一方面妨碍了学生和老师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讨论。在美国，3小时的一堂课中，有2个小时我都在和学生们讨论问题，甚至争论，过程中会产生有趣的思想火花；而在中国，一堂课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讲课给学生听。

经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国内一个普通的学生，出国后一下子冒尖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国外的环境鼓励冒尖，鼓励你把自己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来。而我们的许多教育是鼓励孩子听话，鼓励大家照标准答案去做。所以，我希望在课堂上，能够多给学生一些启发，让他们去找更多的答案，这是我努力去做的。

解放周末：在设计教育方面，我们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受之：以前的设计教育是在美术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要求学生具备素描、色彩等绘画基本功。但是，这些绘画的基本功到底是不是设计专业的基本功呢？我看未必。以我这些年的教学经验来看，有绘画功底的学生越多，培养出的设计人才越是集中于一种类型，他们往往技巧很好，但缺少那种脑洞大开的想法。

此外，国内的设计学院普遍存在师生数量比例失调的问题。

对设计专业而言，我认为师生比例在1：7或者1：6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带六七个学生。因为设计教育是以独创性为灵魂的，设计课程具有操作性和指导性，它不像语文课，可以100个人同时听课、做笔记，然后统一考试。上设计课，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比如，设计一个杯子，每个人的创意不同，设计出的杯子各不相同，这就需要老师和学生不断沟通。一个老师辅导10个学生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如果要辅导20个甚至30个学生，上课效果肯定不好。这就像一碗汤，小碗的汤放一点盐，味道够鲜；而如果是一个大缸，还是放这点盐，就寡淡无味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艺术类院校的收费较高，所以很多大学一窝蜂地开设了艺术和设计系（或学院），从而导致教师资源严重不足。好在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

解放周末：您认为，从事设计教育的老师必须具备哪些素质？

王受之：在我看来，从事设计教育的老师必须具备两个素质：第一个是敏锐感。能够敏锐地观察事物、发现问题，同时能够敏锐地解决问题。设计归根到底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这种能力。第二个是老师要把自己的这种能力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也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个好老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觉得目前中国设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学生，而恰恰是老师。与国外相比，中国缺少一批把设计教育做得风生水起的导师。用一种传统模式教育出来的同质化的老师，不可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

创造一种氛围，为乔布斯、马斯克们的产生创造条件

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的校舍，是4栋简洁现代、四四方方的大楼。学院目前正处于筹备专业学科的阶段，计划于今明两年内招收第一批新生。

每天，王受之先生都“两点一线”，奔波在办公室和宿舍之间。除了开会、招聘员工这些大事，他还管着很多小事，比如买什么办公家具、怎么布置环境。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他都用来画画，装饰大楼的墙面。

对今年75岁的王受之来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

解放周末：这个筹建中的设计学科，将来会与众不同吧？

王受之：确实可以这么说。首先，我们招收的学生全部是理工科学生，不是文科生，也不是艺术类的学生。因为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前沿理工学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

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些学生都具有很强的理工科背景，比如他们都会电脑编程，但是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品位是需要提高的。同时，怎样把他们的理工科专业强项和设计结合起来，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也将是一个教学的难点。

解放周末：听说，该学院将开设一个全新的娱乐设计专业？

王受之：在国外，娱乐设计（entertainment design)已经开始出现。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个专业，我们应该是国内较早提出来的。娱乐设计，它是叙事、美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体验式设计，它一定是文化和产业的融合。

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开设过一门选修课，叫作“娱乐设计导论”。当时我发现，学生有学插画的，有学电影的，有学做道具的，而他们其实都在做与娱乐有关的事情，于是我就把这些内容综合起来开了这门课。没过多久，学校就创立了娱乐设计系。现在，娱乐设计系已经成了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最大的系，学生占总人数的1/4。

我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眼看着美国的娱乐产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国内的娱乐市场这些年发展迅速，比如电视连续剧的产量也很高，但是我们的片子基本是在国内放映，很少能真正走向国际市场。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少娱乐设计的大战略。

在美国，娱乐设计战略最成功的例子是漫威电影公司。漫威有一种职位叫项目经营，他们在拍第一部《钢铁侠》时，就想好了第二部、第三部以及后面的内容，想好了全局。就好比拍一部《水浒传》，可不可以横向拉出一条林冲的故事线，再拍5集的《林冲别传》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故事资源，但是做来做去就是根据原著改编，缺少设计和创意策略。我相信，只要学生具备了叙事和视觉表达的能力，他们毕业后可以从事各种与娱乐相关的工作。

现在，国内有些设计学院的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有的甚至开设了十几个专业。但我们不希望把学生变成细枝末节的人，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我们创意与艺术学院计划开设娱乐设计和智能设计两个专业，我相信它们正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片土壤。

解放周末：在创办这个设计学科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王受之：最难的是找老师。现在国内大学一般不鼓励兼职老师，特别是以研究为主的学校，兼职的老师就更少。但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特点是，所教的都是产业前线最新的内容，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比如说电玩，3年前的电玩现在已经没有人玩了。所以，我们需要相当数量的兼职老师，而且是业界最前沿的顶尖人物。幸好，上海集聚了大量娱乐行业的人才，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虽然这件事很难，我们正在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工作，办一个以前没有过的设计学科；但是我很期待，这所学院能为国家培养出第一代新型的设计人才。就像乔布斯，像埃隆·马斯克，他们这样的人才可能并不是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创造一种氛围，去为这种人才的产生创造一些条件呢？这就算是我的梦想吧。

王受之

1946年出生于广州，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曾任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广东省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现为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